北京我是不常去的,没有工作需要,也不可能特意去逗留。所以那一次的北京之行显得特别珍贵,我也打定主意要好好挥霍自己的业余时间。
那一次的北京之行要完成一项艰巨任务:说服规划总院修改一项预算案,说是咨询,其实是“做工作”——以给付咨询费的名义相求某些领导高抬贵手放行。因为在区域投资公司遇到了阻碍,这项预算案搁置半年多。在我的策划下,联系上总部的某位领导,陪同一位专业副总一道上北京打攻坚战。能否不辱使命,我心里其实并无把握。
头三天自然是请客吃饭,每次都喝得烂醉,还要准备办公室的回应,根本没有自由时间。第四天那位老总提前离开,说是去南京公干。通过这几天的接洽,他也感觉到此行任务难以圆满完成,所以借故离京,留下我一人孤军奋战。他倒说得很好听:“具体业务都是你在负责,我也不清楚,给你也帮不了什么忙……”
送走他后,我彻夜难眠,感觉到这项工作的难办,也自然明白这是一个机会:如能想出办法顺利完成任务,就可以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能力,于公于私都是大好事一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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